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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属女埠街道的民主村，由前方、后方、横屯畈、舒院里、郑家及甘山、禾家坞七个自然村组成。说起“民主”这个村名的来历，当地人大多都知道。当年，甘山、禾家坞这两个村属女埠区和平公社的民主大队(现女埠街道辖境)，正是这个民主大队在改革开放之初谱写下了一段至今说起还令人心潮澎湃的历史：由甘山、禾家坞两村31位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其时两村(划为两个生产队，六个操作组)全体农户，签下了一纸写有“为最大的发挥社员生产积极性”，达到“上不欠皇粮(国家任务)，下不亏家户”的目的“协议书”，将全大队450余亩耕地的生产、产出任务责任从原生产队分到各家各户，并口头约定“只干不说，不予外传。真有什么“万一”的麻烦，大家不能推，起码要31个人一齐出来承担”。
那是1980年的10月20日，正是秋收接近尾声、冬种正起高潮的季节，大呼隆的出工休工劳作方式戛然而止，冬种悄然在各家各户的责任田里进行。几天后，当周边各社、队正在呼喊着“奋战XX天，‘三麦’播种不过立冬关”时，这里140多家农户已完成了全部大小麦的播种和油菜的栽植。入夜，也没了长久以来评工记分的喧哗与吵嚷。这一切都悄悄地发生在周边人们的不经意中，直到1981年的到来。
甘山、禾家坞两个自然村，实则仅间隔着一口大池塘，都姓章，且还同宗共谱。当年，他们的带头人就是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章呆子。在这份协议上，章呆子的签名，排在众人中间并不显眼的地方，但却是这一协议书最关键的发起人和协议签后、迅即行动付诸实施的主持者。
协议的执笔，当年的大队会计，现已72岁，还在城区一家企业负责一个后勤部门的章云基，近日向笔者忆述了这一已跨越了38年时光的往事。
1980年，“文革”动乱已经成了过去，城乡各地纷纷走上了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经济的道路，民主大队的社员群众也一样，就希望能快点过上好一点的日子，这“好一点的日子”现在看来，也不过是温饱而已。而从当时当地的生产水平来看，全大队人均粮食600市斤/年，人均经济收入120~140元/年，也还是可以达到的，但“大呼隆”的生产方式和“半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使得延续多年的“人不到齐，锄头勿落泥”、出勤实际也不出力、“磨磨洋工，挨挨日头孔”，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着生产，降低着这里人们的生活水平。
和平公社公社化前是和平乡，原称瀔滨乡，瀔水之滨历来是兰溪域中的一方沃土，一直在兰溪的产粮地之列，这时又为全县主要棉区，但“文革”后，这里已连续几年人均分粮徘徊在500市斤/年还不到，棉花亩产不到100市斤。甘山、禾家坞140来户人家，还有着七八个茅铺屋。
那时也实行着公社干部联村制度，不过不叫“联村”叫“住队”。1979年，来住队的是公社党委书记童维忠。
童维忠经常同章呆子聊天拉家常，同他商量，是不是采取一些激励措施，制订一些奖励办法，来激发一下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解决一下这生产上不去的问题？但采取的一些措施多不能持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80年7、8月间，应是夏收夏种大忙刚过的样子，民主大队两个村里传起了一阵悄悄话，讲前些年，安徽出来讨饭的人不断，这两年都看不着啦，听说是那边有些地方分田到户“单干”啦，粮食有收多了，并传是章呆子说起的。
为此，章云基私底下问起过章呆子，章呆子坦然说是他脱口讲出的，他也是听别人说起的。不过，这个“别人”，不是他人，而就是公社的童维忠书记！童书记也就是与章呆子平常聊天中聊起来的。说是一个挑货郎担做小生意的，去过安徽凤阳那边，回来对人说的。童书记分析：不是“分田单干”，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生产上去了，也应该是有其事的，因为这样做后，不再是生产队长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派工派活，而是一家家男女老少齐下“责任田”，收、管、种自主自干，最大地调动、发挥了大家的积极性。
公社书记随便聊聊，大队书记原本也随便听听，但到夜里就有点睡不着了。一连几夜，章呆子憋不住了，同几个大队支委、生产队长悄悄地说起了这事，为此陷入思索的从章呆子一人，扩大到了五六人，随后又扩展到了更多人，终在几个月后的10月20日，不事声张的出了这份协议和同样不事声张的付诸实施。
大队传起悄悄话包产到户秘密进行
协议书
38年过去了
这个敢为人先的村子依然看重土地
“不事声张”到什么程度？就是童维忠书记也在两个月后的1980年年底，才看到了这一纸协议。因章呆子意思，这么的事，不要让童书记为大家担风险。
现已88岁高龄的童维忠，还给人一种随和敦厚、冷静沉着的感觉。曾在和平公社整整工作了21年，对这一事，他回忆说：其时安徽凤阳(当时还不知小岗村)那边“包产到户”的情况，作为一种“小道消息”，确是他同章呆子讲的，有意还是无意，都没法讲了，总之面对当时农村农业“大呼隆”生产的困境，不能不有一些想法，总是事实。他说他在确知“包产到户”这事在民主大队也已是既成事实后，在没有向任何人说起并表态的同时，作出了一个民主大队就让他一个“住队”，公社其他干部都不要去了的决定，意图很清楚：尽量少为人知。说实在，当时的他，看着这里的大小麦、油菜、草籽等春作物长势已明显优于周边各地，明摆着在新的一年里，这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肯定要上一个台阶，就是一阵发自内心的欣喜。但这种做法在当时还实属“上不得台面”的，迟早要被发现，上级区、县领导会怎么看？更怕有人来戴帽子，什么“开历史倒车”，这不能不使人忧心。
就在这种喜忧交加的心境中，来到了1981年的春节，在公社其他干部人员都放假回家团聚的大年夜，他安排自己留下来值班，一个人在公社机关迎来了新春。直至春粮作物登场的初夏，禾家坞一位老大妈对他说：“童书记，我嫁到禾家坞几十年了，从来没见过家里油菜籽都收了好几担的时候啊！”他内心担着的那份忧患，终于渐渐淡出，为更多的欣喜的替代。
事情也到底渐渐地公开了，县委也知道了此事，十分慎重地派出了工作组到村里实地调查。工作组在村里住了几天，走访了家家户户，实地转了一圈田头地角，到离村时也没有明确表态肯定还是否定，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县委也同样没有公开表态。以后人们才知道，当时县委听取了工作组的汇报和对有关情况中肯的分析后，觉得这既然是基层老百姓一致拥护的，就不妨让他们先试试。
1981年这一年，民主大队粮食亩产比上年增产60~70%；棉花(皮棉)亩产比全县93市斤超出了50%，达到了140市斤；人均年收入超过了200元，比前几年人均100元都不到，有了翻番。
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兰溪全县农村推行。1983年春粮登场，即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卖粮难”，县内所有粮站收购点门前都排起了来售粮等候过磅入库的长队，而且多为手推车，这些手推车上，一般装6~8袋小麦，每袋70~80市斤，多则装上10多袋。一天中午，有人在兰甘公路旁的都心粮站门口数过，挑担来的不计，排着队的手推车就有40多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实行了近30年的国家对农村下达粮食定购交售任务制度，随之不再继续。
农作物获得丰收担忧被欣喜替代
弹指一挥间，38年过去了。昔日那个民主大队的甘山、禾家坞现在怎么样了呢？近日，我们来到这里走访。乍一到时，要不是周边那依然连片的农田和田里连片待收的红皮甘蔗，一下子还真与当年那多着泥墙矮屋还间着茅铺棚的老村子联系不上来。今天的甘山和禾家坞，已全是三层以上小洋楼，尚有着几幢老式二层楼屋，实也是较早地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新屋”。在甘山村，我们看到两株古樟：一株在村口处，下部树径应为两个人也合抱不过来，上端几株主干凌空升出四五米，却已是多年的秃枝，枝繁叶茂，青翠浓阴的树冠，全是在这老树腰间处蕃发出来的；另一株在村稍后上坡处，下面树径更是四个人也合抱不过来，也是全从老树腰部蕃发出的新枝，长成了偌大的一树浓阴。奇巧的是，这两株已经不知几个百年的古树，在其日渐萎去期间却突发新枝，也就在这40来年。
民主村党支部委员章琴松告诉我们，近年间，甘山、禾家坞的耕地略有减少，主要是修建公路用去了20来亩。但是跟有些地方相比，这里的耕地应该还是保护得好的，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总归还是看重土地，现在各家各户的农活，也多是这些老人为主力在做。
现在这里田里种植的最多的就是红皮甘蔗，也就是市场出名的“汇潭甘蔗”。作为兰溪名产的汇潭甘蔗，其种植有着较为特殊的土壤要求，现在全市就是原和平公社境域内的汇潭、焦石、午塘及民主村四个村种植产出，这些年亩收益可上万元，那是粮食、棉花等作物没法比的。
但这里毕竟人均耕地还不到一亩，人们的目光多已转向二、三产业。现在甘山、禾家坞村民经营的经济实体，除一家“特种养殖场”外，另四家都是木器厂，其中一家还开设到了邻县建德市的大洋镇。更多的村民能进入了周边各地的企业工厂工作。
与这种来回于家和从业地间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现甘山、禾家坞人家庭拥有的小汽车已有50辆，平均三户就拥有一辆，电动车、摩托车等更不在话下了。
朝前看，多好啊！在一村民家客厅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么一副楹联：“发展自当系永续，改革正未有穷期。”
本版文字胡汝明范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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