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在边境驻兵戍守称为镇。镇将管理军务，有的也兼理民政，宋初废。《新唐书·兵志》上说：“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宋以后称县以下的小商业都市为“镇”，故而万历《兰溪县志·市镇》称：“古者日中为市，而居所不迁者，亦以镇名之。”可见，至少在宋代，有了“居所不迁”的情况，即可称之为：“镇”。从这个角度来说，游埠的确是个千年古镇。
2006年在游埠镇恒星链条厂附近发现一座东汉时期古墓，距今已有1800多年，可见早在东汉时，游埠已经出现，但是否出现“居所不迁”的情况，是不是小商业都市，现在还缺少直接的证据。
两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使得原本较为兴盛的儒教开始衰落。饱经战乱和欺压的百姓、政治上遭受压抑的名士纷纷皈依佛教或道教。哈佛中国史《南北朝卷》中说：在汉朝末年与唐代之间的时代里，家庭与祖先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家族墓地的建立，一是分散在各地的同宗家族成员在寒食清明节时，会在墓前进行定期的聚会。同时，书中又指出：这一时期（南北朝）的家族也越来越信任宗教组织，并从宗教仪式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特别是在佛教秩序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对来世的重视。为确保死者能够转世投个好胎，一些佛教仪式变得非常重要，它们对于维系家庭与祖先之间的关系也至关紧要，因此不断强化了家族的结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东晋义熙二年（406）胡凤施舍出他的住宅建造了和安寺。现存于水亭生塘胡村胡氏宗祠内的《兜率禅寺碑记》对此有清晰的记载：
于戏胡公！辞荣不让于二疏，知足式依于元老。厌伐冰之贵，攀定水之宗。悟万世皆空，叹三生苦幻。以晋义熙二年正月，舍所居为和安寺。
胡凤的身份是左散骑常侍辅国大将军，散骑常侍是负责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顾问的官员。这样身居高位的大臣退位，在多数大家族南迁的东晋，住在游埠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一个大家族。由是可知，在和安寺建寺之前，这里就有胡姓大族聚居。游埠至少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居所不迁”的情况，“镇”也就出现了。
自晋到唐，和安寺存在了四百多年。到唐文宗开成四年（839）之后，更是因为出了一位贯休法师而屡见史册。繁华的和安寺，必定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在唐会昌五年（845）的“会昌法难”中被拆的和安寺能在唐宣宗大中六年（852）重建；而唐懿宗咸通年间，贯休能在于游埠衢江边石壁上募捐建成石壁寺，这前后只不过二十来年的事情。如若地方上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石壁寺的缘故，好多诗人来到过游埠。唐代的杜荀鹤就是一位，他还留下了“有山有水堪吟处，无雨无风见景时”的佳句。
宋代的游埠也是足够繁华的，这可以从现如今发现的古墓葬看出一点端倪。在游埠花坟头附近曾出土一方《有宋孺人陈氏圹志》。据志中所述，陈氏原籍开封，上世是跟随宋皇室南渡的医官。其丈夫是嘉兴通判。有这样大户人家的坟地，我们可以推想这片土地繁华的过往。只是，关于游埠在唐宋之际的资料实在太少。
到明代，出现了兰溪历史上的第一部志书《正德兰溪县志》。书里对“市镇”有这样一段说明：“兰溪为浙水东都会之地，亦商贾之所聚，故市镇不可以不志。”但在此书中没有发现有游埠市的记载，倒是河西市（溪西）、杨塘市、厚仁市、香溪镇、平渡镇（即女埠）等市镇却清楚明白地记载在上面。是游埠作为一个集市消失了吗？显然不是。
朱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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